Read: 202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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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 few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Yi Zhongtian peels back the surface of their stories to reveal the culture behind their decisions. His discussion of dictatorship and collectivism versus individualism is especially valuable.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萨孟武先生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夺帝位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是。一种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是。文人是没有份的。文人既不敢起这个心，也没那个力。即便参加造反起义，也只能攀龙附凤，跟在豪族或流氓的屁股后面，当个军师，做个幕僚，出点主意，使点计谋，断然是当不了领袖的。所以楚汉双方的首领，只能是豪族项羽和流氓刘邦，不会是萧何、曹参，也不会是范增、张良。
贵族由于高贵，可能会有两种性格两种心胸。一种是非常的宽容，一种是非常的狭隘。宽容者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既然至尊至贵，也就犯不着去排斥什么了。这就像汪洋大海，惟其大，则无所不可包容。狭隘者的逻辑则是这样的：既然我是惟一的高贵，其余也就不是东西。这就像雪山冰峰，惟其高，什么也容不下。狭隘的贵族一旦贬入凡尘，就会处处格格不入；一旦由破落而发迹，又往往会十分小家子气。他会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高贵的气质和不凡的能力，不承认别人还有什么功劳。他也会把一切都据为已有，而不愿与他人共享。因为在他那里，别人原本不是东西。这种心态，在他自己是高贵，在别人眼里就是小气
怎样才能得人心？也就是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要什么并予以满足。韩信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说明刘邦已得他心，也说明刘邦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自己肚子饿要吃饭，知道别人也想吃，便让出自己的饭食；自己身上冷要穿衣，知道别人也想穿，便让出自己的衣服；自己想得天下想当皇帝，知道别人也想封妻荫子耀祖光宗，便慷慨地予以封赏。这种“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的想法和作派，在中国最是大得人心。
自从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英雄的时代也就开始走向没落。君臣之间的促膝谈心没有了，而代之以行礼如仪、磕头如捣蒜；游侠谋士纵横天下各展才华没有了，而代之以拉帮结派、巴结权贵往上爬；诸子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也没有了，而代之以独尊儒术、只许一个人思想。权欲和利欲将成为主宰和动力，人格和灵魂则将被阉割和践踏，就像王翳、吕马童们践踏项羽一样。
公元200年，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都落到曹操手里，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凡与袁绍有过书信来往的，无不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曹操却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都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这样的：袁绍强盛的时候，连我都自身难保，何况大家呢！这话说得够体贴人的。不要说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疑窦冰释，便是没什么瓜葛的人，也会为曹操的宽宏大量和设身处地所感动。 曹操的话说得很漂亮，算盘则打得更精。他很清楚，这事一旦动起真格来，要处理的就不会是一个两个。因为在胜败未决又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谁不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这时，脚踏两只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双重间谍，多数人不过两边敷衍罢了。但敷衍和通敌原本是不大分得清的。而且按照封建伦理，不忠即是叛逆。只要和袁绍有书信来往，那通敌的嫌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都要一一追究，只怕有半数以上的人说不清。既然追究不了，不如卖个人情，统统不追究好了。而且，人情做到底，连证据都予以销毁，大家放心。这样，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就会感恩戴德；而那些原本忠心的人，则更会死心塌地。这岂不比揪出一大堆人来整治，最终削弱自己的力量合算得多？
不错，曹操小时候是不那么“正经”。他喜欢飞鹰走狗，甚至胡作非为，或者搞点恶作剧，但也喜欢读书，这正是他不同于刘邦、项羽等人的地方。在后来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更是磨砺得深于城府，沉于静思。史书上讲，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这是轻浮的人吗？他穿便衣，说笑话，作辞赋，听音乐，只不过是他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也是他内心世界丰富的一种表现，没准还是他麻痹敌人的烟幕弹。他行文、做事、用人的不拘一格，更不是轻浮，而是大气。大法无法。对于曹操这样的大手笔，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的格式，那么多的讲究。 曹操的深沉，还表现在他识人之准，用心之深。曹操是很有心计的。表面上，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而且入骨三分。袁术那么气焰嚣张，袁绍那么不可一世，曹操都不放在眼里，但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此刻又寄人篱下的刘备，却另眼相看。尽管刘备在他手下时一再韬光养晦，装聋作哑，曹操还是一眼看穿：“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刘备）与操耳！”吓得刘备当场就掉了筷子。也许曹操不该把这话当着刘备的面说出来，但这可以理解为不够稳重，也可以理解为火力侦察，或敲山震虎。意思是咱们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谁也不比谁更傻，或谁也不比谁更聪明。果然，刘备再也装不下去，找个机会就逃之夭夭了。
吕布虽然和刘备有矛盾，也想杀刘备，但还是亲赴战场，辕门射戟，救了刘备一命。而且，他对袁术的部将说得很清楚：刘备是我的兄弟，我今天是来救他的。所以，这一回吕布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向刘备求救。诚然，吕布救刘备，是为自己打算（怕袁术得手后又来攻他）；刘备不救吕布，也是帮曹操着想（这等小人留下终是祸害）。但以怨报德，终究有些缺德。实际上，刘备也好，孙权也好，吕布也好，都和曹操一样，是把利益放在首位，道义放在第二位的。作为乱世枭雄，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水平，其实半斤八两，顶多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至少孙权就“性多猜忌，果于杀戮”，也是个喜欢制造冤案而且心狠手辣的。只不过刘备会装，孙权能忍，不像曹操那样明火执仗，肆无忌惮，所以也就没曹操那么多骂名。 刘备和孙权确实比曹操更狡猾（他们势力较弱，也不能不狡猾些）。尤其是刘备，最会装。他在曹操跟前装窝囊，在诸葛亮面前装弱智，在手下人面前装仁慈、装厚道，连老百姓都知道：“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当然，他们两人的狡猾或者说聪明之处，还在于政治上的低调。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尽量不露锋芒，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孙权甚至还居心不良地怂恿曹操当出头鸟，幸而被曹操一眼看穿，没有上当。但曹丕沉不住气。曹操刚一去世，他就把汉献帝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这下子刘备和孙权高兴坏了：有人带头，不上白不上。于是也都人模狗样堂而皇之地当起皇帝来。结果，没当皇帝的曹操被骂成“奸”，当了皇帝的刘备和孙权却无人斥之为“篡”。
更为严重的是，曹操得罪了中国文化。或者说，得罪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评价系统。曹操的观点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才、能干，“不仁不孝”倒不要紧。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仁义忠孝，有没有才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功劳，有没有政绩倒不要紧。甚至，平庸一点更好，显得老实、忠厚、可靠。所以，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宁肯选择刘备，也不选择曹操。对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就更是推崇备至；对屡犯军事错误、葬送蜀汉前程，却忠心耿耿的关羽，也推崇备至。倒是苏东坡说了句公道话。他认为诸葛亮“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也就是说，仅仅那么一点忠信，便把过人才略和盖世功勋全压倒了。 这是曹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因为这种“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发展到后来，就是大清王朝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和张春桥之流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也是典型的狗与羊的逻辑。因为它翻译过来就是：“宁要一大群狗与羊，也不要一只虎和豹”，如果那虎或豹曾在农场里偷过猪的话。好在曹操并不在乎别人给他画的大花脸，更不在乎死后别人的说三道四。他打算做的事情在生前大体已经做完。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但在我们看来，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而且，是一个有几分可爱也有几分奸诈的英雄。
依照内阁和吏部的想法，对海瑞的最好的安排，是让他担任一种品级较高而实权较小的职务，把他当作一个活化石供在庙堂之上。这样对大家和他自己都比较合适。因为他那种精神固然可嘉，做法却不可效法，也不宜提倡。如果大家都像他那样，动不动就直言犯上，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的尖锐批评，则朝廷体统何在，官府体面何存？一个开明的君主和时代应该允许人们说话，但这种开明只能是一种装饰，一种点缀，不能太动真格，而海瑞上书这种事也只可一二，不可再三。再说，像海瑞这样连皇帝都敢骂的人，放到哪个要害部门都是麻烦。万一闹出什么乱子来，不但大家脸上不好看，对海瑞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内阁和吏部的安排，亦无妨看作对海瑞的保护。 然而海瑞却不领情，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都不允许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他不理解朝廷为什么对他表示了足够的尊敬却又不给予信任，也不能满意于在一个又一个体面而又无聊的闲职上耗费光阴。
张居正要富国强兵，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陋习。然而这样一来，他也就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成了“人民的公敌”。地方府县固然压力不小，黎民百姓也怨声载道。就连朝中一些了解下情的正派大臣，也不能赞同。他们深知，让府县从私囊中掏出钱来完粮纳税，等于与虎谋皮。这些拖欠的税款，还得羊毛出在羊身上，由绵羊般被盘剥和宰割的乡民负担。他们也深知，帝国的每一道政令都要通过官吏们去实施，实施的过程又往往是对下层层加码，对上层层折扣，底层的负担骤然加重，国库的收入未必增多。因此他们问：京都和地方的库银堆积如山，为什么还要与民争利、刻意敛财？岂非存心逼迫地方官吏敲扑小民，甚至鞭笞致死？于是，要不要严肃法纪、执行国家税收政策这样一个法制问题，就照例转化为要不要体恤百姓、让利于民，乃至要不要创建尧舜之世的道德问题。这个立论一旦成立，则“是非”就会完全颠倒过来：赖着不缴税款的地方官是君子，维护法纪政策严肃性的张居正反倒成了小人。因为前者重义而后者趋利，前者体恤民情而后者盘剥百姓。然而问题在于：反对派所说的“下情”又完全是事实，并不能说他们有什么不是。爱民与为国如此相悖，帝国的不可救药也就一目了然。
任何一个独裁的君王都不能不赋予下级官吏以一定的权力，至少必须保证他们对子民们拥有这项权力。这种权力同样是不受限制的，至少在对人民使用时是不受限制的。尽管历朝历代都有监察弹劾制度，但它往往会演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官员们互相攻击互相指责，目的却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帝王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君临一切，则又往往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结果权力不但未能受到限制，反而导致了新的腐败。同时，为了让官员们尽力效忠，也得让他们有些好处，因此对一般性质的权钱交易和以权谋私，也只能睁眼闭眼，听之任之，只有“太不像话”时，才出来收拾。显然，没有人民的监督，权力是不会受到限制的。惟其如此，尽管历史上有不少帝王试图根除或遏制腐败，但最终总是不能完全彻底，因为根子就在他那里。 甚至专制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最大的罪恶。因为它公然把私人侵犯公众利益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以及强奸民意、践踏人权、任意杀戮等等都视为合法。君王一不高兴，动辄便可谋人性命，抄人家财，比任何一个谋财害命的江洋大盗都有过之无不及。相比之下，贪官污吏们那点小打小闹，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依靠所谓“道德振兴运动”来铲除腐败，不但根本不可能奏效，而且很可能会南其辕而北其辙。因为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则是道德行为的保证和前提。我们知道，善，只有当它发自内心时，才是真实的善，否则就是伪善。但一个人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则发自内心的善也就无从说起。道理也很简单：他既然必须依附于他人、听命于他人，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又哪来的“发自内心”？ 正是在这最根本之处，专制制度与道德原则背道而驰。道德原则要求独立思考，专制制度要求绝对服从；道德原则要求自由选择，专制制度要求依附他人。一个只知依附与服从的人是不会有什么道德上的良心和责任的。当所有的人都被要求服从和依附于他人时，所谓是非善恶的判断最终只不过是上级和君王一己的好恶。更何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把他人的人格践踏于脚下，这本身就不道德。 最不道德的社会制度却以道德相标榜，并把道德视为或说成是这种制度的存在依据，天底下没有比这更荒唐悖谬的事情了。显然，只要这种荒谬一天不被消除，道德的堕落和腐败的滋生也就永远无法避免。这种荒谬当然不是依靠海瑞个人的力量所能消除的。因为它是这种制度的“胎毒”，与生俱来，终其一生，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也不能不被其毒害并陷入荒谬：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他一直都在试图坚持独立的立场，不偏私，不阿党，不拉帮结派，不同流合污，不依附权贵，不出卖良心，甚至不惜和皇帝作对。但他的独立立场，却又只能以忠诚于帝国的专制政权为前提。于是，他也只能落得如此下场：身上所有的道德含量都被抽干，然后作为一个空洞的商标贴在这个政权的屁股上，以为粉饰。
问题在于，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集合起来的。否认个体的存在价值，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群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一个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甚至在前些年，当一个“个体户”还是有风险和被人看不起的。我们总是被告知：“大河不满小河干，锅里没有碗里也不会有。”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锅里没有，碗里也确实不会有，但如果小河都干了，则不知大河里的水又从何而来？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没有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