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 2026-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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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great book by Yi Zhongtian. Now I understand why it is so important to have group meals in China.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
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工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一般地说，在中国，求人办事，红包要送，饭也要吃。如果所托之事不大，那么，不送红包只请吃饭也行。只送红包不请吃饭则不合适。如果只送红包不请吃饭，那就多半是一锤子买卖，只有交易没有交情了。可见，请客吃饭这事，并不就是吃吃饭，送送礼，套套近乎，而是“别有用心”。
中国传统社会要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每个人都依附于另一个人，或依附于群体，就像衣服之依附于身体：子女依附于父母，妻妾依附于丈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皇帝似乎没有什么人要依附，因此是“孤家寡人”。其实皇帝也要依附的。他依附于皇权，依附于国家和民族这个群体。一旦失权亡国，那就猪狗不如，甚至只有死路一条。 可见依附者固然不能脱离被依附者，被依附者也不能脱离依附者。于是依附者也好被依附者也好，便都有义务来维系这种关系，只不过其义务各自不同。
既然说话办事，都是跟着别人跑，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别人的脑袋想问题，按照别人做过的做事情，则一旦犯了错误，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诿过或迁怒于别人。
因为把责任都推到别人那里去了，没自己什么事，自然也用不着反省，用不着改进。一个不知反省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的人，又怎么谈得上对国家民族负责？如果只是某一两个人这样，倒也罢了。倘若全民族每个人都如阿Q，则其前途也就十分堪忧。
中国人会“死要面子”。 所谓“死要面子”，就是说，为了面子而去死，或让别人去死，或死了以后还要争面子。
规格由角色的大小来决定。角色不一样，面具、脸谱、面子的“格式”（尺寸、颜色、花纹、样式）也不同，这就是规格（规定的格式）。这些格式既然都有一定之规，当然轻易改变不得，也滥用不得。所以，一个人，如果角色小而享用的规格高，就是出格（如特许使用则叫破格）；如果角色大而享用的规格低，就是降格（也叫“掉格”“掉价”“有失身份”）；如果故意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就叫摆格；而如果身份与格式相符，则叫合格。合格不合格是很重要的。不合格，就会有人来问你：“你以为你是谁？”“你他妈的算老几？”
“那么恭敬不如从命。”意谓先前拒收，不是不给面子，而是出于对你的“恭敬”；现在收下，也不是自己不要脸，而是为了“从命”。恭敬和从命都是面子，但从命的面子更大。为了给你更大的面子，只好不顾自己的脸面，收下你的礼物。这可真是得了人情又卖乖，既给自己找了台阶，又给对方戴了高帽。所以，尽管双方心里都知道这是在演戏，但为面子故，又都非演不可。 事实上，在中国无论做人做事，都带有表演性质，甚至根本就是“做戏”。因为在中国人这里，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并且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什么是“做”？就是表演，即戏曲剧本上所谓“做某某状”。
“言”不过是台前的表演，“言外之意”才是幕后的真实内容。读中国书，看中国报，听中国人说话，欣赏中国艺术，都要学会听弦外之音，悟言外之意，否则就会不得要领，甚或上当受骗。比如“研究研究”，其实并不研究；“以后再说”，其实并无以后，也不会再说。你如果傻乎乎地等下去，肯定等不出什么结果来。总之，一切让人不愉快的事，都一定会有比较委婉动听的说法。比如肥胖叫发福，死亡叫仙逝，撤退叫转移，连吃败仗叫屡败屡战。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官方的说法却叫“两宫西狩”。狩，是打猎的意思。鬼子进京了，太后和皇上哪里还会有心思去打猎？也就是自己哄自己罢了。 但这是不能说穿的。一说穿，就没戏看了。戏剧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大家都知道那是在作假，大家都不说穿，戏才演得下去。比如一个演员演林黛玉，大家都看得十分有趣，你偏要来拆台，说她原不过某某，既没有病也不曾失恋和葬花云云，便不免大煞风景。 所以，对中国的许多事情，都不宜到幕后去寻根问底，因为那会“拆穿西洋镜”，种种“把戏”也就演不下去。比如某领导为了做谦虚状，跑到基层来征求意见，原本只是走过场，甚或是要听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你却当真一五一十地历数其不是，这就会使该领导难堪，连带在座的基层领导和同事也会尴尬，以后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又比如开学术讨论会，主持人请来领导和名流撑门面。尽管那领导或名流的讲话驴唇不对马嘴，或实在肤浅得可以，你也只能频频点头称是，或做认真记录状。同样，如果哪天我们发现一个公认的坏种或蠢货也忽然“当选”了什么，也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真正的功夫都在幕后，前台的选举不过“行礼如仪”而已。
反其道而行之的也有。比如京城里的那些“腕儿”，就会光头铛亮胡子拉碴，大裤衩子小背心，趿拉着拖鞋出入那些所谓“体面”的场所。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摆谱”“拔份儿”罢了，意思是“老子偏不把你们放在眼里”。实际上，在任何民族那里，蓬头垢面、不加修饰地面对他人，都是极不礼貌的，因为这似乎隐含着“你也配让我修饰吗”的意思。所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见别人，或让别人来看，就不仅是自己要面子，也是给别人面子。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便是菩萨面前也不灵的。总之，常不见面，固然难免生疏；常常见面，也容易“熟”得烂掉。最好是亲而不近，敬而不远，若即若离，恰到好处。这当然很难，故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即便是父母对子女这种最为真诚的爱，也是必须回报的，而听话，也是一种情感的回报方式。父母哺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父母的话；老师教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老师的话；党培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党的话。如果不听，那就是不思回报，也就是忘恩负义。那么，何以谓之“听话”？所谓“听话”，也就是以对方的意志为意志，以对方的情感为情感，以对方的爱憎好恶为爱憎好恶，这还不是报之以全身心吗？这种回报的代价，还不算大吗？
买卖关系是最平等的。一方愿买，一方愿卖，价钱讲好，即可成交，谁也不欠谁的。人情关系就不同了。上回你帮了我的忙，这回我又帮你的忙，看起来好像已经两清，然而人情却还在（否则就叫“人一走，茶就凉”，是不通人情的）。于是，下回我找你，你还得帮忙。这样送来送去，还来还去，就永远还不清。既然还不清，两个人就只好互相依附了，因为他们永远都欠着对方。
鲁迅先生就说过：“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而已集·小杂感》）道理也很简单：完全不懂，显得自己无知、幼稚，甚至弱智，是丢面子的；句句都懂，则显得对方不过如此，并无高深之处，不像名流学者，便会让对方丢面子。因此，最好是“偶有不懂之处”，这才对方既高深，自己也不弱智，大家都有面子，当然“彼此最为合宜”。同理，与学问不多而职位较高者谈话，也最好让他“偶有不懂之处”。他如果完全都懂了，便显得你自己水平不高，会让他看不起，是丢面子的。甚至，还会让他疑心你来讲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是不是存心要小看他，不把他放在眼里。反之，如果他完全不懂，又会疑心你故意卖弄，要把他比下去，让他丢脸。可见完全不懂和完全都懂是不行的，非半懂不懂不可。又可见中国人之所以要有世故，实在是因为做人太难。
鲁迅先生要说：“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这就如同脸皮，没有是无耻，太厚也无耻，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中国人做人之难，在这里又可见出。
人情不但有情感意义，也有功利性质。这就让人为难。因为如是纯情感的，就不必斤斤计较；如是纯商品的，就不妨明码实价。现在，一方面要讲功利，另方面又要顾面子，结果当然是表面上强颜假笑，心里面没完没了地嘀咕。
父母既然予我有“三年怀抱之爱”，则我们也应该有“三年守丧之回报”，否则便是没良心。但是，这种回报，父母显然并不能享受到它的真正好处，所以，归根结底，也仍然只是我们自己是否安心的问题。
有些道德品质，则是一定岗位上的人必须具备的；倘无，则应掉换岗位。比如军人应该勇敢坚毅，懦弱的人就不能当将军；学者应该热爱真理实事求是，见风使舵、卖论求官的人，就应该从学术界开除出去。至于他们生活上是否艰苦朴素，或是否有暧昧的男女关系，其实不应苛求。 对人如此，对政府也如此。一个好的政府，当然应该科学，民主，清廉。但是，三者之间分量却并不应该一样。在我看来，科学应重于民主，而民主又应重于清廉，而且所谓“清廉”，也只能是不贪污，不以权谋私，而不是过苦日子。可惜，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却是更看重清廉。只要“清”，就是好官。至于他的作风是否民主，决策是否科学，则不大注意。其实，“清官”不一定就是“能员”，“有德”不一定就能“治国”。
官本位是随处可见的。比方说，开会的时候，官大的人坐台上、坐前排、坐中间，官小的人坐后排、坐两边，不够级别或没有官衔的人坐下面。这时，一个人的气质、风度、才华、能力等等是不予考虑的。说话时，官大的叫指示，官小的叫讲话，没有官衔的叫发言。这时，他们讲的内容如何，是否真有学问和见解，或者是否真有意义和价值，也同样是不予考虑的。似乎只要“官”大，就一定本事大，学问多，眼界高，见解独到深刻。甚至一些学术单位，在考核业绩评定职称时，也以论文发表单位的行政级别来衡量其价值。国家级刊物发表的，得分就高；地方级刊物发表的，得分就低。可见，官，确实是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
官本位不但害民，也害官。而且，既害小官，也害大官。因为依照官本位的逻辑，小官总是没有大官英明正确，也就总是难免要犯错误。那么，小官们又有什么积极性和主动性呢？没有。他们只有混，或琢磨着如何往上爬。结果，有能力的也会变得没能力，或正派人也会变得不正派。那么，大官们一贯正确，岂非很好？不好。因为这样一来，便等于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来了。结果，明明是下面的错误，但因为是在你“英明领导”下发生的，当然由你负责。而官们尤其是大官，是不应该犯错误的。于是，一个大官，如果不幸在政治斗争中落了下风，就很可能成为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当然，真正受害的，还是国家和民族。我们知道，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科学的进步，政治的昌明，道德的完善，法制的健全。说到底，取决于全民族的素质。然而，官本位造就什么呢？它造就的是思想的平庸，政治的腐败，道德的堕落，法制的破坏，以及全民族素质的低下。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价值体系被破坏、被搞乱了。试想，一个人，只要当了官，便当然地拥有真理，就当然地有学问，有水平，还有什么科学可言？又有谁愿意吃力不讨好地去从事科学研究？反正真理都在官们那里，只要鹦鹉学舌地跟着念文件、喊口号就行了。久而久之，自然是思想平庸，思维迟钝，灵感枯竭。同样，既然什么都是当官的说了算，还要民主干什么？没有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自然是政治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想不黑暗、不腐败也是不行的。
爹的要端架子，做儿子的要装样子，父子之间必须“远”，也就难得有真爱。即便有，也要被礼消解了。
中国人的交情，一般是与交往时间的长短成正比的。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交情一如美酒，越陈越醇。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交情，总让人觉得不那么“靠得住”，也难以产生恋恋不舍的“恋情”。故民谚曰：“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新婚情烈，旧友情深”。友情不同于亲情，亲情是天然的，比如自己生的孩子，自然疼爱；友情则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要靠积累。积累则厚，厚则深，叫作“深厚”；不积累则薄，薄则浅，叫作“浅薄”。
交情虽然以“老”的好，但“故旧”并不一定就是“深交”。反倒是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与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可疑，就像时下某些“青年学人”，专好卖弄古怪涩口的新名词、新概念，把文章写得谁也看不懂，不过是以其艰深饰其浅薄而已。
中国传统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起，列为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不能不说有其独到精辟之处。
西方人把友谊和金钱分得很开，友谊归友谊，金钱归金钱。不要说朋友借贷，便是父子借钱，也要立字据，打收条，认为这才是尊重人格。因为西方的人际关系，是“契约关系”，非立约不足以规范。中国的人际关系，则是“情感关系”，一立约，便见外，会“伤了感情”。所以中国的朋友之间借钱，很少打借条，甚至讳言“借”字，而说“只管拿去用好了”。
正如公与私、你与我难以区分，利与害也不过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所以“共享资源”者也必须“同仇敌忾”，“利益均沾”者必须“祸患均摊”。
人情岂止大于王法，而且大于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牵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内人处理起来，便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疏则公事公办，亲则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边。有人说中国人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人情即原则”。也就是说，讲人情，不能六亲不认，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本身就是原则，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则。为了坚持这一“最高原则”，什么真理，什么公道，什么王法，都可以不顾，都可以不视为原则。 因此，一旦圈子、团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被牺牲掉的往往便是后者。因为国家是“公家”，何妨牺牲一点。反正国家的利益大得很，多得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稍稍牺牲一点也无伤大雅。又反正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只要不伤害“自家”的利益，伤害了“公家”，谁也不会来管“闲事”。圈子和团体就不同了，这是“自家”。自家门前雪，自家不扫谁来扫？伤了自家人，在自家人的面前就会没脸见人，当然只好为了维护“自家”而对不起“公家”了。
女人比男人更关心自己的同性。不过这里说的“关心”，不是爱，更不是要搞同性恋，而是一种暗地里的“较量”或“提防”。传统社会是一个男人的社会。男人高踞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制裁和道德判断的大权，出尽风头，占尽风流，阅尽人间春色，女人则不过是他们的陪衬与附庸。一个女人要在这样的社会立足，就不能不设法引起男人的注意，也就不能不防备别的女人比自己更年轻、更漂亮、更性感和更具魅力。 所以，女人更关注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在她们看来，男人都一样。只要自己有吸引力，就不怕没有男人来献媚。也所以，在公开的社交场合，男人关心的是自己的预期目的（结交要人、交换信息、洽谈生意等）能否实现，或能否有意外收获（如艳遇），女人关心的则是自己能否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因此，一个单位，或一个圈子里，如果突然来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相当出色，或气质高贵，或谈吐优雅，或年轻漂亮，或风流性感，便立即会引起注意。男人的注意多半带有“邪念”，女人的注意则多半带有“敌意”。虽然都是“不怀好意”，但内容和性质却大相径庭。
这类人，大多有“两件珍宝”，曰“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吹牛拍马就说假话，两面三刀就倒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