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 2026-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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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grows up as an ethnic minority in China and views her life as an outsider. After several years working in a large city, she realizes suffering is unavoidable and ultimately decides to return to her hometown.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但我一直很想偷一片星光回家，因为我实在是太怕黑了。农村的夜总是格外地黑，屋里黑得彻底，屋外星光亮也亮得彻底。普蓝色的夜晚，星星就像水一样流动，它流向一个无尽的地方，最后落进山和山之间的缝隙里。
医生是个中年男人，两个眼珠各朝一边，以至于他对我讲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和我旁边的人说话
长辈教的“医学知识”还有许多，寨子里的每个小孩都习得了这一套方法，并年复一年地付诸实践。如蛇胆一般，它们并不总是见效，有些还笨拙、野蛮，令人啼笑皆非，甚至会夺走生命，但在危急时刻，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一个方案。 有途径可寻求，总是好过举头四顾，茫然失措。至少对幼年的我而言，掌握这些蛮荒的自救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面对未知的信心。生活用刀割过来时，我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对吗？ 也许是吧。
干农活儿好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但在这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我们一家人也只是勉强果腹而已，那时候我会止不住地想，如果不干农活儿我们就会饿死吗？我们不能够休息一阵子吗？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跟在父母后面一直干一直干，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呢？ 书本上歌颂农民是伟大的，伟大在哪里呢？伟大不是一个好词吗？为什么伟大的人要生活得如此辛苦？
我从未喜欢过农活儿，但也无法厌恶它，至少在一贫如洗的童年中，还有农活儿能支撑我那飘摇的自我认同感，让我觉得我有在做一些“有用的事”，也让我有了一个盼头——“就算不会读书也好，起码靠干农活儿也是可以填饱肚子的”。幸好有这么一个盼头，否则那些因为读不进书而灰心、迷茫、担忧的日子，我该如何独自撑过去呢？
我不想对话就在这里停止，这只会增加我们之间的距离，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再说得更清楚一点儿。“我不是以你的女儿的身份问你，而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问你。我也有婚姻，也组建了家庭，我对婚姻也会有感受，我想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出发，问一问生命里和自己最亲的女人，对于婚姻选择的感受，这么说的话，你可以理解我吗？”
在我心中无解的事，在新闻里也很少有解。人世间的痛苦好像都是相似的，人人都有苦吃，人人都必须吃苦，没有人在真正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能理解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外面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它不是万花筒，它是地狱。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却要一直旁观那数不清的糟糕的人生。如果不在乎，你会变得冷漠；如果你在乎，它会摧毁你。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在乎的程度，它让我那个关于海洋与浮船的梦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
事实上，在长时间的成长和工作阶段，我经常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对待。我很惧怕集体的概念，我是一个完全无法融入集体生活的人，适应集体对我来讲真的太难了。读过加缪的《异乡人》之后，我对此尤其有更深的体会。集体，尤其是我见过的集体，是一种非常分裂的存在，它要求你与众不同以便“创新化”“多样化”，同时它要求你不能与众不同，必须“思想统一，服从安排，听从指挥”。 如果说日常工作只是在一种重复劳动中对职责的划分感到困惑的话，观看《切尔诺贝利》时，我对于这种责任制度的反逻辑有了一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体会。即，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不是对自己真正在做的工作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
我知道自己身处的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可我的眼睛无法把看见当作没看见，把感觉当做没感觉， 把规则当成正确，把恐惧当成梦境。我改变不了世界， 只能救救自己。 如果想解脱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彻底同化成工作人格，从里到外都认可工作价值观，安安稳稳，永远幸福；二是脱离工作环境，去做愿意做的事情。当然了，不管选择一或者二都挺对的，都是在对自己负责。或者对很多人来讲，这几乎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自然而然：自然地融入，自然地生存。
她在用近乎自虐的方式为家庭付出，同时又坚持在夹菜的顺序、吃水果的方法、喝水的量等细枝末节的地方折磨所有和她相处过的人，就像大部分失权的母亲最爱做的那样。且因为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爱，孩子就变成了唯一可以掠夺和获取的来源。
我是不是把自己前半生中的贫穷带来的不安和工作带来的影响，打包挂在丈夫身上，企图通过这种偷懒的方式，把自己应该负责的人生抛给了他？
我与写作 在那段时间里，我十分仔细地思考了自己想做的事和能做的事，它们之间的重合点落在了写作上。自然而然地，首先产生的就是“我该不该写”的问题。 说实在的，许多时候我会想，我的写作过程和成果真的有意义吗？会有人看吗？是文字垃圾吗？我在自取其辱吗？这一切真的有必要吗？ 不过这事儿没困扰我太长时间，一方面是因为读了很多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听了很多播客，在感受到陪伴的同时，用理论武装了大脑，增强了信心；另一方面是得到了很多正向反馈，素未谋面的网友（大多数是女性网友）无私地用自己的智慧赋予我的文字更深的意义，实现我对自己作品的二次理解，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激励。所以在决定选择继续写作时我坦然了许多：我要代表“我”这个主体，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的声音。这是我最直接的内驱动力。
大年初二上午，阿妈问姐姐还会再婚吗，姐姐表示了否定。阿妈把五官挤在一起，焦急地但低声地喊起来：“我真难受，别人总是问我，你的女儿什么时候才生孩子，我真难受。” 这一年，姐姐三十七岁，我三十四岁，我们选择全盘接受阿妈的这种难受，没有试图解决它或者为自己辩解。 没想到效果却意外地好。阿妈只继续念叨了一两句，自言自语似的讲：“过年要说开心事，这件事不再讲了。”这个话题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