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 202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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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idn’t realize Wong Jing was such a pragmatic and clear-headed person.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我对自己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位。我是商业片导演，就不会轻易碰文艺片。正如一个篮球明星，无须去足球场上证明自己。
我的运气确实好到爆，先后吃到了香港电影巅峰时代、内地电影大片时代、内地流媒体扩张时代的三波红利，成为香港电影人中为数不多的赢家。但我很清醒，我不是任何人，我就是王晶。我不需要做给任何人看，我只会在每一个时刻做自己认为最正确的决策，也只需掌控好自己的人生……正如《教父》中说的，“所有伟大的人并非生来就伟大，而是在成长中一步步变得不那么平凡”，别看我拍了很多喜剧，现实生活中的我也并非天天开心。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有票房失利的无奈，被合作方“背刺”的危机，被无良媒体攻击的愤怒，也被当成“烂片导演”骂了几十年。而我能够挺过多次危机，除了运气好，能不断遇到贵人之外，当然也与自身的心态有莫大关系。任何事情要成功，就要不怕输，勇敢去做，你才能赢。
从影50年来，我从未获得过金像奖、金马奖（曾经的电影界大奖），却是累计电影票房最高的香港导演，在内地也创造过系列片的票房纪录。我曾愤愤不平，不过现在早已经释然了。我坚定地相信，票房即口碑，服务大众远比伺候少数专家和影评人更重要。
当时，香港的报业相当发达。我家每天能收到三份报纸。小小的我不但喜欢看报，还特别爱看副刊。《天龙八部》《鹿鼎记》《笑傲江湖》等金庸经典小说，记忆中我是首先在《明报》上看的连载，之后才看实体书。
因为他坚信，能够上映的电影没有好坏之分，即使是最不好看的电影往往也有一两点可取之处。同时，任何导演开拍一部电影的初衷，都是要把片子拍好。他一直坚信这一点。
我不能否认，没有父亲的影响，我不会这么容易就进入TVB。但进入之后，我几乎没有一天受过父亲的特殊关照，他也不想别人说我是靠父亲的。
刘天赐并非一本正经地跟我们上课，而只是苏乞儿式地随口传授几句，若领悟得明白就好，领悟不了也没办法。但我当时将刘天赐的教导奉为金科玉律，全记下来，回家做复习，并用他写的剧本来做印证，所以学得极快。这一套基本功，到今天仍是喜剧入门的“九阴真经”，为我后来的作品打下了厚实基础。观之今日，人人说电影圈断层，曾经著名的“年轻导演”如叶伟信等也已不年轻，后来的导演不只怕拍喜剧，连搞商业片的胆量都没有，人人都只希望做下一个“王家卫”（他们都只看到王家卫的风光，人家的超级包装技巧与无敌影展攻略，却一点看不出来），怎会不断层？
这一次的经历令我一辈子再不怕任何人打压我，因为我相信，成功就是最甜蜜的报复。
“阿晶，电影圈迟到早退不是罪，耍大牌也不是罪；而只有一条死罪，就是不赚钱！” 他说得很对，所以我一直坚持商业片挂帅的原则。老板再有钱，也忍受不了不断亏损，因为他会担心别人笑他是”人傻钱多”，这是有钱人最无法忍受的。
我跟周星驰都是TVB下午经典4点档日本动画片的粉丝，我们都喜爱《IQ博士》《机灵小和尚》《伙头智多星》和《叮当》（现在叫《哆啦A梦》）等，也都不约而同地想把这些动画片里最好笑的地方设计到《整蛊专家》里。其方法就是用真人去演绎卡通人物的表情和动作，这是很有难度的，但周星驰演绎得极好。《整蛊专家》中周星驰饰演的古晶本来就是个卡通人物，配合卡通化演法浑然天成，令周星驰脱离了《赌圣》左颂星的形象而大放异彩！
因为真正的市场理论指出，好片有观众，烂片也有观众，好多片子你不会买票去电影院观看，但半夜无聊打开电视机或网络，你就会看。观众形式的不同，也促进了电影类型的多样化。坦白而言，市场好，什么电影都能生存；市场差，好片烂片一样死。
白龙王师父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学会宽恕，因为去恨别人，是很疲倦的一件事。
我年轻时一直以为只要不去得罪人，跟人家保持距离，不发生冲突，便可以减少是非。但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原来当一个人有的赚，而别人没的赚时，无形中这个人就已经得罪了别人。别人不会去想自己为什么没的赚，只会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从而抢了他们的饭碗。
李力持的做法可算是很多香港导演的通病，自己走下坡路多年，偶然得到一次机会，就想学《英雄本色》里的周润发，”亲手攞番晒失去既野”（亲手拿回自己失去的东西），但他们忘了他们不是Mark哥，电影圈也不是江湖。一部片子票房、奖项双收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步重新开始，才是真正有用的方法。何况有的导演在得到机会的同时，还天天要片子中四个演丫鬟的女孩替他斟茶递水、按摩送饭，真是把自己当”皇上”了。这种情况在剧组中人尽皆知，我真是替他脸红。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片子超时超支，也拍得见不得人。这样的人以后还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吗？
无论好莱坞、Bollywood（宝莱坞）还是韩国电影业，所谓”烂片”（指评分不高的电影）的数量，都占绝大多数。如果没有这些片子支撑起来的市场，好片也就无法与观众见面。
现在我虽然70岁了，但只要身体允许，市场也允许，我就会一直写下去、拍下去。如果有一天，我的电影在市场上彻底赚不到钱，那不用骂，我自己就会知趣地彻底消失的。但除非我自己选择退休，否则这样的一天还真不太可能有。
电影首先是一门产业，其次才是一种艺术。追求品质与追求利润并不矛盾，显然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品质更好、剧本更扎实、拍摄手法更纯熟、演员表演更到位的影片，大概率能得到更多排片，从而赢得更好的票房回报。
有人说我的电影俗。”俗”并不是贬义词，俗的意思就是大众化，大众是数量最多的那拨人。你不能舍弃最大的群体，去取悦金字塔顶端的一小撮人。
专业的人，有时得牺牲个人情绪。赶档期的时候，即使亲人早上去世，你晚上还得写喜剧。这四十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大多数人只能看到我表面上的风光，却无法知晓个中苦楚。
显然，一个公司只有自己的商业片能不断赚钱，才有条件去扶持注定不赚钱的文艺片。文艺片的门槛更高，不是你的片子让人看不下去就叫文艺。没有能力拍好商业片的，往往更没有资格去拍文艺片。
即便是一些性格不那么融通的明星，如果自身足够优秀，成就也能达到顶级水平。木桶理论并不适用影视圈，你甚至不用在乎最短的板有多短，而要明白最长的板有多长。
有人总强调，现在的影视行业特别困难。但实话实说，什么时候都困难。市场好的时候，也有困难。大牌明星的片酬水涨船高，他们往往频繁轧戏，导致拍片成本居高不下。好不容易签下一个明星的片约，他可能敢在片场睡觉，你还得赔着笑脸伺候。 市场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开不了工，甚至去开出租车（现在则是做直播）。但拍摄成本也相应降下来了，明星的档期也不会排得那么密，这时反而有可能是一个拍出佳片的好时机。
这些年，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我合作的基本上都是头部公司、明星演员。周润发、刘德华和周星驰合作最多的导演都是我。并不是因为我的人脉有多么厉害，明星都不敢得罪我，怕被我封杀，而是因为我工作足够专业，能够帮助他们拍出好的商业片，获得相应报酬并提升在行业的影响力。对现在的年轻电影人来讲，人脉固然重要，但自身的业务能力更重要。相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人，现在的条件不知道好了多少倍。金子总有办法发光的。
在很多人眼中，我很聪明，甚至有不少人觉得我”奸”（狡猾），其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笨”人，经常为了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原则而去坚持。为此，我失去了很多，也得罪过不少心胸狭隘的人，为自己树了不少敌。我也敢说我是个负责任的人，很多次为了信守承诺，做了必输的生意，令自己陷入困境。
周星驰：晶哥教我，喜剧不是装疯卖傻，而是让观众觉得自己比主角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