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 202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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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offers deep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roles of men and women in Chinese culture, and I thoroughly enjoyed reading it.
Here are some text that I highlighted in the book:
其实中国的男人，也未必比女人有见识。在历史上、现实中，或者在文艺作品里，我们常不难看到这样的“大老爷儿们”：他们平日里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一副安邦治国、出将入相的样子，一旦真格的有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不是要老婆拿主意，便是向丫环讨办法，一点见识也没有了。
胆小怕事不过害己（明明属于自己的幸福却不敢去追求），不负责任却会坑人（自己造下的罪孽却要别人去承担）。我们这类故事中的男主角既然胆小怕事，当然也怕负责任。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正因为怕负责任，这才不敢去惹是生非。
中国的这些英雄，却似乎不喜欢女人。 不知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传奇故事，好像有严格的分工和界限：说爱情的专说爱情，说英雄的专说英雄。爱情传奇中少有英雄行为，英雄传奇中又难觅爱情色彩。在爱情传奇中，要么是死去活来地爱，要么是始乱终弃地赖，要么是生离死别地哭，要么是棒打鸳鸯地坏，都与英雄无关。在英雄传奇中，有的只是刀光剑影，血迹人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全无半点浪漫温馨。所以，《红楼梦》通篇说爱情，却一个英雄也不见；《水浒传》遍地是英雄，又半点爱情也难寻。
不知什么时候起，中国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应该而且必须“不好色”。
像李逵这样压抑了性需求的所谓英雄好汉，最终都将只能变成一架机器：或者是杀人放火的机器，或者是喝酒吃肉的机器，至多也不过是做好事的机器。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可以做三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英雄气总是很短的，儿女情才能长久；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不要紧，反正还有儿女情长；还有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者，多因儿女情长。江湖上的好汉们，显然取最后一种理解。
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些心中想着女人，能在女人面前充分展示男性的性特征和性魅力的人；那些有性欲，有性感，有性能力和性技巧的人；那些精于女色手段、房中技巧、性爱艺术的人，不是败类便是匪类，不是奸人便是小人，不是讼棍便是恶棍，不是文痞便是地痞
把性作为一种专利让给坏蛋孬种、流氓恶棍，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对于那些坏家伙来说，实在让他们太占便宜；对于好汉们而言，又未免得不偿失。因为依照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都只有当对方存在时，自身才存在。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女人，也就没有男人了。所以，心中没有男人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心中没有女人的男人也不是好男人。好汉们为了当英雄，结果却丢掉了（或部分地丢掉了）男人的身份，是合算呢，还是不合算呢？甚至连带中国的女人，也只好自认倒霉，死了那份爱慕英雄之心。中国的女人既然无英雄可爱，那么没奈何，便只好去爱“病人”“蠢人”或所谓“老实人”，比如呆头呆脑的董永、傻里傻气的许仙和多愁多病的张生——如果她们不想委身于西门庆之流的话。 这可真是悲莫大焉！
跪倒在男人的面前，并扬言对方如不答应，就绝不起身。这实在本应只是女人才使用的要挟手段，可惜往往成了中国男人的专利，不但忠臣孝子一类的人物频频使用，个别情况下，江湖好汉也要用一用的，比如宋江就是。
中国的男人既然都多少有点像女人，或者多少有点像孩子，那么，他们当然也就可以让自己不必有太多的责任心或责任感。认真说来，责任心和责任感，才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西方的男人，一般说是有责任心和责任感的。他们也向女人下跪，但那和武松们向宋江下跪一样，只是为了表示敬重和崇拜，而且只在求爱时。一旦获取了芳心，便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卫女人的责任，不惜为之出生入死、赴汤蹈火，谓之“骑士风度”。 一般地说，传统社会中的中国的男人可没有这种风度。他们往往只有“大老爷们作风”或“奶油小生德行”，甚至“流氓无赖行径”。就拿男女二人私通这件事来说，一开始时，往往是男的主动。或吟风诵月，或挤眉弄眼，或说风话挑逗，或用重金收买，或者“跪倒尘埃”，哀求“娘子救小人一命”，总之是大献殷勤，极尽媚态，十分下作。可是，一旦东窗事发，要出事了，却又吓得龟孙子似的，一点主张也没有，半分责任都不敢负，不是躲在床下，便是跳窗而逃，任由那女的去承受一切。
当国难或家难临头时，比方说，府邸、城池、国都被匪人或敌兵包围，眼看抵挡不住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是先逼自己的妻妾和女儿自尽，甚或亲手杀了她们，然后再自尽，或逃亡，或投降做俘虏。可见，中国的男人，实在是靠不住。比较靠得住的，只是侠客和江湖好汉。但可惜，侠客和好汉们往往又不爱女人。
农业较之畜牧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而农业民族也不像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那样，需要男性的攻击和冒险，毋宁说更多的还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细。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怀胎，精耕细作有如女人的纺织缝纫，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倾向于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则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其他人则必须阴柔，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时将自己“臣妾化”。
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一律无性化，不是“同志”，便是“师傅”。夫妻叫“爱人”，恋人叫“朋友”，全是没有性别差异的。从动机上讲，这大约是要提倡新社会男女之间的平等，但平等倒是平等，却也无性。
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下愈况，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绝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绝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
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实际内容却其实是“好媳妇”。其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这只是指赡养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孝敬公公婆婆，和孝敬岳父岳母一样，都应该提倡。但可惜，传统社会的孝敬公婆，却往往是“做牛做马”的同义语；而“好媳妇”的特定内涵，也差不多就是“好奴才”。
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男人的嫉妒还是女人的嫉妒，都是人的天性。贤妻的标准既然要求女人不得嫉妒，也就无异于要求女人不像女人。
她们的母亲就是她们人生课堂的启蒙教师和权威指导者，她们在母亲的身上看到的是自己未来的影子。无疑，她们很少能够看到母亲如何做妻子，更多的是看到母亲如何做妈妈。这就使她们对于做母亲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乐趣，至少会认为理当如此。 因此，中国的传统女性往往在做姑娘时就表现出母性来，比如对幼小的弟妹，或者对鳏居的父亲，都会充当起母亲的角色，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这样的女孩，结婚以后，往往都会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甚至对于自己的丈夫，也往往给予母亲般的关怀和保护，让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坐享其成，安享其福。如果所嫁的丈夫比自己小，这种溺爱程度还要加码，因此又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
在这种婚姻模式中，丈夫也很难会是什么“贤夫良父”，而多半是“浪子顽童”。在他们看来，婚姻不过是从一个女人的怀抱转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那么，在前一个女人的怀里干什么（比方说吃奶），在后一个女人的怀里也干什么（变相吃奶）；对前一种女人是什么态度（比方说又爱又怕），对后一个女人也无妨采取这种态度（所以怕老婆的故事多有流传），而后一个女人也往往吃这一套。正如张铭远在《中国人的人生曲线》一书中所说，中国的不少夫妻关系，“恰如一个骄横的儿子和一个温柔的母亲的关系一样”。
中国的小姐们，一见到落难的公子，便会顿起搭救之心。这时，她们往往身份也不顾了，脸面也不要了，门风也不管了，家规也不怕了，一心要承担起保护的义务，把那可怜的男人（在她们眼里只不过是可爱的大男孩）揽进怀里，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就像老母鸡呵护小鸡娃子，不让它们被老鹰叼走一样。难怪落难公子被多情小姐搭救的故事，层出不穷，广泛流传，久演不衰，大受欢迎。这些落难公子当然无一例外都是多愁多病的文弱小生，是奶声奶气的漂亮男孩，而这些多情小姐则无一例外地是未来的贤妻良母。一个男人如果能娶上这样的妻子，当然是三生有幸；而一个女人如果能充当这样的角色，也自觉十分满足。因此这种戏男男女女都爱看。男人盼望自己有这样的艳遇和福气，女人们则希望自己也能如此这般地一显身手。
西方的英雄救美女，中国的小姐救公子；西方的美女爱英雄，中国的男孩恋母亲。所以西方人喜欢为孩子找教父，中国人则喜欢给孩子认干妈。 结果呢？结果自然是一部分男人越来越柔弱化，甚至女性化，同时相当一部分女人则用母性代替了妻性，甚至只有母性，没有妻性。
一个大男人，还是什么“至尊天子”，却保护不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弱女子，真不知中国的男子，还有什么脸面来说话？
女人的不幸是社会的不幸。 告别原始时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就一直是一个男性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和统治模式，中国的男人编造了一整套哲学伦理学原理，来维护他们压迫统治女人的合法性。
在我国某些地区，还有这样的奇怪风俗：如果头胎生的是女儿，那么，便不准她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除非后来有了弟弟，才可以解禁。当然，这还是客气的。一些时代和地区，甚至还有杀婴和弃婴的事发生。“男曰儿，女曰婴”，杀婴和弃婴当然是杀死或遗弃初生的女孩。这种恶俗，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韩非子就曾说当时的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但直到现在，某些地区不时仍有这类惨无人道的事发生。
母夜叉、母老虎、骂街泼妇，大约就是所谓“女强人”的几种类型。因此我认为，当代舆论界把那些有能力、有气魄、有主见、有作为、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称之为“女强人”，实在是甚为不妥的。 首先，它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女性的色彩，否则就该有与之相对应的“男强人”的说法。然而，尽管男人中不乏平庸、胆小、无能的窝囊废，但能干、勇敢、刚强的男人绝不会被称为“男强人”。这无非因为在传统观念看来，男人原本是该强，而女人原本是该弱的。所以，男人强是正常现象，不必特别说明他是“男强人”，只要说他是男人即可；而女人强则不正常，必须特别地加以强调。
那些立志守节的寡妇，便只有两条路：要么及早自杀，一了百了；要么尽量把自己弄得平庸丑陋一些，最好忘掉自己是女人。因为对于一个寡妇，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最难抵御的诱惑就是性的诱惑，最为严峻的考验也是性的考验，而性爱又总是与姿色、容貌、体态、仪表等相关联。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很少有不动心的。如果得知对方是寡妇，便更会想入非非，甚至惹是生非。寡妇没有男人保护，好欺负；寡妇有过性的经验，好勾引。所以，“寡妇门前是非多”，年轻漂亮的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寡妇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不是寡妇，唯一的对策当然也就只有让自己显得既不年轻，也不漂亮。
什么是“贞”？贞就是正，包括忠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恰恰是这类女子的可贵品德。 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能守住自己心中的一方净土。当她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色相时，力求“卖艺不卖身”（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求之不得，则求“卖身不卖心”（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一片真情只付于真情人。所以当杜十娘得知李甲变心时，便痛彻心扉地感到了被欺骗和被玷污。作为妓女，她无法保住自己的身子；作为贞女，她却必须保卫自己的心灵。所以，她不惜一死，怒而沉江。因为在她们看来，心灵的自由是比身体的自由更宝贵，心灵的纯洁是比身体的洁净更重要的事情。“哀莫大于心死。”心既已死，则此身何惜？
婚后三天，秋胡便被抓了壮丁。罗梅英拒绝了自己父母和婆婆要她改嫁的要求，坚贞自守，甘苦备尝。十年后，秋胡得官回家，夫妻相见于桑园，竟不相识，而秋胡亦竟把她当作他人之妻调戏。当罗梅英得知这个流氓就是自己盼望多年的丈夫时，愤怒至极，坚决要求离异。显然，罗梅英要捍卫的，并不是封建礼仪，而是她自己极为看重的夫妻情义和人格尊严。
男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无论是男子汉（真老虎），还是小丈夫（纸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面对一只母老虎，纸老虎固然会露馅，真老虎也觉无味，因为那将使自己无法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许多机会。故“发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声音小、动作小、胆子小，这才能让男人“大”显身手。结果是，男人得了面子（像个男子汉），女孩子得了实惠（受到保护疼爱），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禁忌在文化人类学中称为“taboo”，音译为“塔布”，往往用于那些被认为既神圣又危险、既纯洁又肮脏的事情和事物。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人类恐惧的心理上，是人类畏惧与欲求、恐怖与被诱的矛盾混合物。也就是说，为了防范那些不该有的诱惑与欲求，便只有施以恐吓和欺骗。比方说，在原始时代，经期中的妇女要被隔离起来，因为她们在流血。流血在原始时代是恐怖的事情，因为那往往意味着死亡。这样，流血的妇女不但自己是危险的（所以要隔离开来加以保护）；而且对别人也是有威胁的（所以要隔离起来加以防范）。这时，一个男子如果见到了经血，就会“倒血霉”；如果与之性交，更会触犯神明。凡此种种，就是禁忌。
原因就在于男人不但有群婚倾向，也有嫉妒心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多次提到“雄性的嫉妒”。这种嫉妒使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的关系，而女性的守贞，恰好能够满足这一心理。
男人的性心理也仍然是很矛盾的：他希望自己的女人严守贞操，而其他的女子最好都是娼妇。
所有图腾传说的模式都差不多：族的某一老祖母因某种神奇的遭遇而怀孕，生下了以后的族人。比如禹的母亲吞食了薏苡生下了夏族，弃的母亲脚踏了巨人的足迹生下了周族等。这类事情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它们都不过是父系制向母系制夺权时，故意对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加以神化而已。 神化的目的是为了抬价，而抬价的目的是为了夺权。夏禹、商契、周弃一类人物既然是“神之子”，则他们至少也是半个神，比他们那些不是神的母亲和姐妹，也就更有资格去当领袖。
当父系制取代了母系制之后，氏族没有解体，只不过由氏族转化为家族；图腾也没有退场，只不过改头换面，换了服装和脸谱，继续表演。也就是说，中国人继续通过神圣的祭坛来维护父系的权威，只不过把图腾崇拜改成了祖宗崇拜。
中国人生孩子，决不会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父爱或母爱的需要，更不会说那不过是自己性爱的一种副产品，而要说是为了列祖列宗香火旺盛，祭祀不断，血统延绵不绝。又比如一个中国人要干一番事业，也不会说那是因为个人兴趣或野心，而要说那是为了“光宗耀祖”。当然，有了成绩，也得说那是“祖上积德”；有了错误，则是“辱没先人”。这时，就要举行仪式，向祖宗汇报或请罪，并请求帮助。 中国人如此敬祖，是有道理的。 这个道理，就在于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祖”这个字，郭沫若先生以为就是男根的符号。这个说法当时颇受讥讽，现在却几乎成了学术界的定论。近年来，在我国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广西、新疆等地，都出土了“且”——男根模型。这些模型有大有小，有石有陶，大多十分形似，有的还有龟头、尿道和睾丸。这些模型，就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可见祖即男根，只不过平时叫“且”，登上了祭坛才叫“祖”。 祖既为且，为男根，则祖宗崇拜也就无疑来源于男根崇拜。
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籍”。后来，氏族变成了国家，祖便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做“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国”。
依周礼，天子登基时，要举行仪式，接受上天和先王赐予的圭；册封诸侯时，也要为他颁发相应等级的圭，叫“命圭”。这个仪式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天子通过列祖列宗从上天那里接受了伟大神圣的生殖力，又把它分给诸侯。因此，天子有资格当天下人的父亲和宗主，诸侯和大夫则有资格当他们各自国和家的父亲和宗主。当然，也就有资格占有更多的食品、财富、土地和女人
“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方面，当时的风俗，是对性关系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婚姻的目的无非两条：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其中男方家族继承血统。要言之，也就是“继统”与“结缘”。
继统包括两个内容，即“上以事宗庙”和“下以继后世”。依照这个说法，男女两人结为夫妻，首先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甚至也首先不是为了他们的父母，而是为了那些早已死去的列祖列宗，而且还只是男方的祖宗。
其实，“婚姻”这两个字，本义就是“结缘”。婚是男子娶妻，姻是女子嫁夫。所以妻之父（岳父）叫“婚”，夫之父（公爹）叫“姻”，相互之间就叫“婚姻”，也叫“亲家”“姻亲”。姻亲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按说不该亲的，然而却也成了“亲”，所以结婚也叫“成亲”——不但夫妻两个成为亲人，而且夫妻两族也成为亲戚。 成为“亲”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多啦！“是亲三分向。”中国人待人接物，说话办事，从来就不问是非，只问亲疏。亲戚遇了难，固然要救助，即便犯了法，也要包庇。总之，有了亲戚，好人有帮衬，坏人有帮凶，所以无论好人坏人，都很看重结缘。
吃饭是自己的事，婚姻却是双方家族的事。所以，娶妻叫“娶媳妇”，嫁夫叫“寻婆家”。男子要娶的既然不是妻子，而是父母的儿媳，当然由父母去挑选；女子要嫁的既然不是丈夫，而是婆家，自然也用不着自己来操心。不操心也不负责，吃现成饭，不也挺好吗？正因也“挺好”，所以直到今天，也仍有让父母去操劳者。 可惜，媳妇和婆家虽说可以让父母去选择和决定，婚后的日子却只能由自己来过。这就好比点菜的是别人，吃饭的却是自己，其滋味如何，可就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
即便当事人父母，在为其择偶时，也是不谈爱情的。 父母们考虑的，主要是“门第”（结缘）和“生育”（继统）。
对于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爱情实在是一种太空洞太渺茫的东西。婚姻有没有爱情做基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男的找不找得到老婆，女的嫁不嫁得出去。如果满世界都是怨女旷夫，连“男有室，女有家”都办不到，却来侈谈什么爱情，那就只能惹人发笑，嗤之以鼻。 那么，如果“男皆有室，女皆有家”，是不是就可以来谈爱情了呢？对不起，那就更不必了。男的都有了老婆，女的都有了老公，那还谈爱情干什么？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呗！爱情并不能当饭吃，结婚是为了过日子，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要操心，件件要落实，哪里浪漫得起来？ 的确，婚姻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除家族有结缘和继统两大功利目的外，当事人则多半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一种义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似乎是一件不需要讲道理的事。
更何况，性冷淡和性无能，不但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的赞扬。女的性冷淡是“不淫荡”，男的性无能是“不好色”；前者是“淑女”的标志，后者则是“好汉”的本色。可见，社会道德在总体上是压抑、限制甚至敌视性的。
由此我常怀疑，中国人的忠厚、老实、本分和无魅力，只怕有一半以上是装出来的。正因为是装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不肯装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又聪明又漂亮、充满青春气息和女性魅力的女孩子，几乎会近乎本能地充满着嫉恨。
王夫人的逻辑，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正统派”的逻辑：漂亮、有吸引力（甚至还谈不上“性感”）的女孩子一定不贤淑，一定是“妖精”。于是，反过来，一个女孩或女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是“正经女人”和“良家妇女”，那就只有尽量把自己弄得不漂亮、不性感，没有吸引力。
姑娘小伙子们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又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到结了婚，天天见面了，怎么样呢？诗也没有了，歌也没有了，传奇也没有了，戏也没有了。大约一结婚，“情郎情妹”就变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变成了“老爷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个普通家庭一样，无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
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写了歌词给歌妓唱，或与才艺双绝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视为风流韵事，是“雅”；如与正妻过于亲热，写诗赠妻，似乎反倒是“俗”。
有可能变成“通房丫头”的婢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夫主原来使唤的丫环，另一种是随正妻陪嫁来的丫环。她们因为和主子关系特别密切，主子的饮食起居，一应生活琐事，都由她们料理，往往也就不太拘于形迹，也容易引起男主人的邪念甚或“爱情”。往往是还没有办什么手续，稀里糊涂、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性关系（如宝玉与袭人）。生米煮成熟饭后，再来“开脸”，而女主人往往也比较能容忍。容忍的原因，一则因为毕竟多少有些主仆情分，二则也知道她们“翻不起大浪”，三则毕竟是自己的奴才，知根知底，怎么也比外面买来的“婊子”或“骚货”好。所以，不少主母，也鼓励夫君收自己房里的丫头。
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男人是否有出息或有作为，妻子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为母亲只担任成人前的教育。男子一成人，就要娶妻，于是这个人就交给那做妻子的了。如果那男人居然竟“没有出息”，那么，做母亲的是绝不会认账的。因为世界上的母亲都不会承认自己儿子不好和自己教育不成功。宽容一点的，可以承认那是自己儿子“运气不好”；不宽容的，则会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坏了儿子的事”。
在传统社会，做一个好媳妇却又比做一个好妻子更为重要。因为礼已经规定了：“妇顺者，顺于舅姑（公婆），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孝顺公婆，和睦家人，比夫妻相爱重要得多。而且，在事实上，公婆对媳妇的处置权力也要大于丈夫。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不讨丈夫喜欢，或与丈夫没有感情，但只要婆婆不发话，丈夫就休不了她，如蒋介石、鲁迅的原配都是。反之，如果婆婆不喜欢这个媳妇，要将她扫地出门，那么，夫妻感情再好，也无济于事。
妻子的角色很难扮演，而且即便当好了，也不怎么样。 道理也很简单：夫唱妇随，会把她变成跟屁虫；规劝进言，会把她变成唠叨鬼；恭谨守礼，会把她变成呆木头；善于理财，会把她变成铁算盘；严于治家，会把她变成母夜叉。又有谁，会喜欢跟屁虫、唠叨鬼、呆木头、铁算盘和母夜叉呢
妾不必规劝丈夫，她没有这个资格；妾不必侍奉翁姑，她没有这个地位；妾不必当家理财，她自己只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妾甚至不必抚育子女，因为教子乃是妻的职责。妾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满足丈夫的要求，让丈夫开心。任务不但单一，而且相对较好完成。因为所谓“姬妾”，多半都有几分姿色。再说了，能让丈夫开心，自然也能让丈夫更爱自己。这种又讨好又卖乖的事，何乐而不为？
妻妾之间的矛盾，真可谓你死我活。惹是生非、挑拨离间、装神弄鬼、以假乱真、落井下石、借刀杀人……但凡政客间用得着、朝廷里用得上的手段，在这里也都有用武之地。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宫廷斗争和家庭斗争，原本就有极为相似之处，即都是争夺一个男人的斗争，只不过将相们争的是国君，妻妾们争的是夫君罢了。但是，目的却都一样，即排挤他人，独享其宠。
封建伦常制度中的名分这个东西，是一种用心十分险恶的设计。从表面上看，它不过只是要维护一种男女有别、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但在骨子里，却是要取消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使人不成其为人。因为任何名分，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只有在一定的团体和一定的关系中，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这种团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家族、家庭；这种关系，可以是君臣，也可以是父子、夫妇。一旦失去这些团体和关系，名分就没有用。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批准开设了有史记载的第一家“国家妓院”，当时称作“女闾”。“闾”是门的意思。这家妓院就设立在桓公的宫门口，配备了妓女七百人，由桓公任“董事长”，而“总经理”就是大政治家齐相管仲。 管仲开设妓院，有四个目的：一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二是缓解社会供需矛盾（让宫内怨女宫外旷夫得以苟合）；三是吸引国外人才；四是充当色情间谍。当时，各国争雄，谋士与使节，常常奔走于道路，游说于诸侯。齐国的国宾馆有“三陪小姐”，自然较之他国，更有吸引力。孔子曾极力称赞管仲的“仁”，说他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不知他老先生是否知道，管仲的和平手段，也包括以肉弹代炮弹的伎俩在内。
中国人的社交叫“应酬”。应酬这个词是由“酬酢”演变而来。“酬”是主人敬酒，“酢”是客人回敬，总之社交离不开酒。但是，单单有酒，是不够的，还要有陪酒女郎。醇酒美人，缺一不可，而青楼则恰好兼而有之。青楼女子，训练有素，既温柔多情，又口齿伶俐，弹得琴，唱得曲，说得笑话，还能打情骂俏。雅俗共赏，荤素杂糅，效果极佳。所以，古人的社交活动，不少都安排在青楼，而对青楼女子口才的要求，有时还超过姿色。
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又不是主客关系、主仆关系、主奴关系，而是一种买卖关系。在市场机制较为健全的条件下，买卖关系其实是一种最平等的关系，即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谁付的钱多，谁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务，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金钱以外，能起到作用的，就是个人的魅力，如年龄、相貌、风度、谈吐、才情等，也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
嫖客和妓女之间，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荡妇；你嫖娼，我卖淫，大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不用摆架子，我也不用装样子，光脱脱，赤裸裸，反倒真实。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用蔑视谁，谁也不用害怕谁，谁也不用提防谁，完全用不着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装腔作势、作态摆谱。可以说，社会和家庭开的是“假面舞会”，而妓院与青楼开的是“脱衣舞会”。前者文明，后者粗野；前者高雅，后者下流，但真实性却也不可以道里计。 “肮脏”的金钱与性，就这样造就了畸形的平等。然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如果要讲什么平等的话，大概也就只有这一种了。
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浪漫和刺激。前已说过，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没有恋爱过程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平淡无奇的，夫妻感情是淡漠无趣的。那么，又有谁愿意天天老喝白开水呢？于是，档次高一点的，就企盼着浪漫，档次低一点的，便渴望着刺激，他们便都寄希望于妓女。妓女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奴婢，却可以与之“做爱”，这难道还不够浪漫，还不够刺激吗？更何况，妓女不但可以成为性伴侣，也可能成为好朋友，从而有可能在她那里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这对于某些渴望真爱者而言，不是极为可贵吗？ 妓女对于爱，就更为渴望。 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妓女是被当作性工具来使用的。倚门卖笑，送往迎来，逢场作戏，骂俏打情，是她们的职业和工作。这种罪恶生涯和虚情假意无疑会使她们心灵枯竭、感情麻痹，极大地丧失爱的能力。但是，妓女也是人，她们也有爱的权利和愿望。而且，作为风月场中人，她们比名门闺秀、千金小姐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更懂得友谊的分量、爱情的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一方面，它似乎比世界各民族的古代社会都温情脉脉，父子爱、兄弟情、朋友义，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甚至就连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公事公办，而是强调要有情义存乎其间。但是，另一方面，它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却又相当地嫉恨和仇视。它可以容许男人纳妾，甚至可以容许男人嫖妓，却绝不容许男人和女人恋爱，不容许这种爱情取得合法地位，这实在是莫名其妙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
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大概是因为有才。有才的人，都有两个毛病：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同病相怜。
不同寻常的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不忍埋没自己的才情。才子曲高和寡，妓女身居下流，表面上看地位天差地别，实际上孤独感是相同的。
明代的《嫖经》就曾告诫各位嫖兄嫖弟，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金钱买卖关系。所以，嫖客们首先必须牢记：“须是片时称子建，不可一日无邓通。”子建指才，邓通指财，“才”与“财”虽然同音，功能效用却天差地别。只要你有钱，别说是自称曹子建，便是自称比曹子建更有才华，更有成就，妓女也会连连点头称是，秋波暗送，媚眼横飞。如果一文不名，对不起，便是曹植本人到场，也只能吃闭门羹，坐冷板凳，看死鬼脸，听风凉话。
老到的鸨母和妓女都知道，男人最贱。你要是屈意相从，他就不把你当回事；而你越是摆谱，他便越是猴急。等你把他胃口吊足了，银子骗够了，再给他点甜头，保证他眉开眼笑，下回还来。
妓院中还有比鸨母更可恨的人，那就是所谓“龟奴”，即俗称“王八”的那些男性职员。龟奴最早可能是卖淫女子的丈夫，也可能是人贩子。正因为他们是妓女的丈夫，或鸨母的丈夫，或有丈夫名义者，所以叫“忘八”。所谓“忘八”，就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皆忘，或忘了第八个字——耻，也就是“无耻”的意思。“忘八”谐音“王八”，而“王八”就是“乌龟”，所以这些家伙便叫做“龟奴”。 龟奴的无耻，一方面在于他们寄生于妓女，靠妓女的卖身钱来供自己享乐挥霍；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们时常欺负妓女，骚扰妓女。在嫖客面前，他们低三下四，比狗还不如；在妓女面前，他们又摆出一副老爷派头，还时不时趁机占妓女的便宜。自己不劳动，靠妓女卖身为生活，已是人格低下；趁嫖客不在时去满足性欲，更是人格卑劣。如果说，鸨母九分可恶之外尚有一分可怜，那么，龟奴便是十恶不赦、十分可恶的王八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是最无恋爱自由的。丈夫是父母和媒人指定的，又无权纳男妾、收男婢、狎男妓。这样，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要想体验一下恋爱的自由，性爱的自主，自己给自己当一回家，做一回主，唯一的途径，就是偷情。所以，在偷情的案例中，女性主动的事例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其原因，多半就在这里。
就拿私奔来说，男方除了会被痛骂一顿外，几乎不受处分，而女方却要被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
直到现代，婚外恋也仍是一个让社会感到头疼和棘手的问题。对于这一现象，义愤填膺，力陈其不可者有之；离经叛道，力辩其合理者有之；无视舆论，公然实践者有之；乱凑热闹，忙于捉奸者亦有之。这就说明，所谓“偷情”，乃是一种情况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中有难恕之恶，也有难言之隐，实不可一概而论之。
露水夫妻对于已婚者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偷情方式。它既能满足偷情者的某种需要（如性的需要，因配偶不在身边或受到冷落而产生的感情需要等等），又不会导致婚姻的破裂。因此，它便为那些既不愿意破坏婚姻、毁灭家庭，又确有偷情需要者所乐于使用，并把这种一次性苟合的对象称为“易拉罐式的情人”。 相对而言，“橡皮糖式”的情人就麻烦得多。 所谓“橡皮糖式”的，也就是“一粘上，就甩不开”的意思。 甩不开的原因也很多。有的是真产生了爱恋之情，难舍难分，一心希望“转正”；有的则是另有图谋，要把对方的偷情，当作狠敲一笔的把柄。无论何种原因，都会一口咬住不放，从而给当事的另一方，造成精神压力和实际困难。
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正因为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
如果说在“文革”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革命斗志的昂扬，那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则是道德的高尚和行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淫欲”。这种表白当然只能借助于对“奸夫淫妇”的“满腔义愤”。既然每个人都已“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那么，不出现过激的行为，就反倒不正常了。
禁止民间的荤话，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方面，“礼不下庶人”，真正要紧的，是统治者家族血统的纯正、嫡庶的分明，庶人们并无多少权力和财产可继承，即便生了私生子，也没有什么大乱子；另方面，“天高皇帝远”，社会底层的事，老实说，当局想管也管不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小事。所以，尽管中国传统礼教历来强调“别夫妇”“正人伦”“设男女之大防”，但在民间，其实并不怎么太把男女关系当回事。
中国的男女关系中，最必须注意“瓜田李下”嫌疑的，就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而且，一旦闹出事来，受损失最重的，往往是男方。因为女孩子可以解释为“不懂事”（但也难免被斥为“不自重”），男方则无任何理由可以自圆其说。老婆会闹离婚自不必说，单位上风言风语，甚至领导来找谈话也不必说，女孩子的家长也有可能找上门来讨个说法。这样一来，还不闹个沸反盈天，名誉扫地？ 当然，事情闹到最后，还是男女双方都身受其害。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和一个有老婆的男人鬼混，当然不是好货；一个已有妻室的男子，居然去勾引涉世未深的少女，自然是流氓。那么，这一男一女是否真有“奸情”呢？这就没人深究了，无非捕风捉影，想当然耳！但是，“想当然”是不犯法的，“说闲话”也是不犯法的。要想让别人不说闲话，就只有自己检点行为，认清界限，不要没来头地去惹是非。
传统社会对独身和离婚的反对。因为独身即“拒绝成人”，离婚即“破坏成亲”，两者都会造成对家庭这个国本的动摇和颠覆。
中国古代没有“离婚”，只有“休妻”。“休妻”又叫“出妻”，礼法上历来有“七出”之条。也就是说，做妻子的只要犯了“七出”中任何一条，做丈夫的都有权将其赶出家门，予以休弃，这就叫“出妻”或“休妻”。 “七出”之条大约在周代就已经有了。依据《大戴礼记·本命》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丈夫们可以随便把有错或无辜的妻子打发出门的七条所谓“正当理由”是：不事舅姑（公婆）、无子、淫佚、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不事舅姑就是不孝敬公婆。
已经完成了生育任务却还要婚嫁，只能有一个解释，而这个可能有的解释在许多人看来，又是很可耻的事。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性只有以生育为目的才合法，才道德，非生育的性事则应视为淫欲，这就难免让人说闲话。如果双方当事人年龄较大，便闲话很多：“一大把年纪了，居然还不安分！”如果是老夫娶了少妻，则闲话也不少：老的固然是老不正经（否则娶那么年轻的女人干什么），女的自然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因为“自古嫦娥爱少年”，哪有年轻貌美的女子甘愿嫁给老头子的？如果不是“早已失身”，无法嫁给童男，便是“另有图谋”，八成是在打那老家伙遗产的主意。而且，说不定还早已暗中养了个“小白脸”，让那老头傻呵呵地戴绿帽子。显然，这样的闲话，不但当事人受不了，便是他们的子女，也会感到压力，并因此而极力反对他们父母的再婚。中国老年人再婚的困难，一多半原因往往在此。
闲话，正是社会为被禁忌和被遮蔽的性所开的一个小口子。正是通过这个小口子的调解作用，保证了被规范了的性行为不至于因过分的压抑而失衡和出轨。 难怪中国传统社会对民间四处流传的荤话、荤故事睁只眼闭只眼了。因为它们无伤大雅，其实还大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是轻度宣泄；对于社会而言，它是总体平衡。